1096 章：权限规制（至元四十九年正月初三萧虎定忽必烈治军报告与虎卫监督制）

至元四十九年正月初三的枢密院，年味尚未散尽 —— 厅前挂着的红灯笼仍在微风中晃动，案上残留着昨日祭祀的果盘，却已不见节庆的松弛。萧虎身着紫色公服，指尖在 “忽必烈半月治军记录” 上划过，册中 “东城卫训练达标率八成五”“北驿路盗匪零袭扰” 的字迹虽工整，却未附具体训练科目与巡逻路线，显有疏漏。

耶律楚材站在侧旁，手中捧着《元代宗室治军旧例》，翻至 “蒙哥统领漠北禁军” 一章：“当年蒙哥掌兵，每季度需呈‘治军疏’，附监军记录，如今忽必烈统领中都禁军，理当循此旧例。” 萧虎点头，目光落向厅外 —— 白虎堂的暗卫正列队演练，玄色衣甲在晨光中泛着冷光，这是他心中 “监督禁军训练” 的最佳人选。

“中都禁军是中枢内卫，容不得半分含糊，” 萧虎道，“季度治军报告需明细到‘士兵达标率、粮草消耗、巡逻频次、应急处置’，缺一不可；虎卫监督需派专人驻卫所，记录训练全程，不可只做表面文章。” 耶律楚材颔首：“大人所言极是，既让忽必烈有章可循，也让中枢有据可查，方是制衡之道。”

此时，侍从通报 “忽必烈遣使送‘正月治军简报’至”，萧虎接过简报，见其上仅寥寥数语，未提训练细节，心中更觉 “规制” 刻不容缓 —— 一场围绕兵权透明化的管控，即将在中枢与忽必烈之间铺展。

萧虎推出 “季度治军报告” 与 “虎卫监督” 两项限制，并非单纯约束，而是基于 “忽必烈治军现状”“中都禁军定位”“元代军政传统” 三重现实考量，既为规范实务，也为可控培养，每一步都紧扣 “权力透明化、风险可控化” 的核心，避免宗室领兵的潜在隐患。

忽必烈授符半月来，虽每日巡查卫所，却在 “细节记录” 上存在明显不足：提交的 “正月治军简报” 仅记录 “训练如常、巡逻无虞”，未附 “士兵骑射达标人数、巡逻路线调整依据”；南城卫训练时，有士兵未按枢密院章程练习阵法，忽必烈虽当场纠正，却未记录在案，也未上报整改措施。刘七在巡查后向萧虎汇报：“王爷虽重实务，却轻记录，若长此以往，中枢难知禁军真实情况，恐生管理漏洞。”

中都禁军作为 “中枢内卫”，负责城门守卫、驿路巡逻、应急处置，是中都安稳的最后屏障，元代历来对其管控极严 ——《大元通制?军政》明确 “中都禁军需中枢直管，统领者不得擅自变更训练、调整部署”。萧虎在枢密院会议上强调：“中都禁军若出纰漏，便是中枢之险，需通过报告与监督，确保其训练不打折、部署不越界，忽必烈虽懂实务，却需按中枢规范行事，不可凭一己之见。”

元代自窝阔台时期起，便有 “宗室领兵必设监、定期奏报” 的传统：蒙哥统领漠北禁军时，枢密院派监军驻营，每季度核验训练记录；阿里不哥管理草原部落兵时，需按月提交 “治军疏”，附牧民兵数量与动向。耶律楚材在商议时道：“循旧例而行，既合规，也能减少争议 —— 忽必烈若有不满，也难反驳‘祖制如此’。”

萧虎深知，忽必烈是拖雷系核心，若培养得当，可成为中枢守边的助力；若放任无规，恐成隐患。“报告与监督，既是约束，也是引导，” 萧虎对耶律楚材道，“让他明白‘治军不仅要做得好，还要说得清、记得细’，这既是实务能力，也是掌权必备的素养。若他能做好这些，日后再放权，便更有把握。”

基于这些考量，萧虎最终确定两项限制的核心：“报告求细，监督求实”—— 报告需明细到具体数据与流程，监督需深入训练现场，确保忽必烈的治军过程全透明、可核验。

萧虎与耶律楚材共同设计的 “季度治军报告” 制度，并非简单的 “书面汇报”，而是涵盖 “内容明细、格式规范、提交流程、核验机制、反馈方式” 的完整体系，每一项设计都服务于 “实务透明、中枢可控”，符合元代军政文书的严谨传统。

报告需分 “四卷”，每卷对应一项核心实务：第一卷 “训练卷”，记录各卫所士兵的 “骑射达标率、阵法熟练度、守城技能掌握情况”，需附具体数据（如 “南城卫骑射达标者四百二十人，占总人数九成”）与虎卫抽查记录；第二卷 “粮草卷”，列明 “月度粮草领取量、消耗明细、剩余库存”，需附户部拨付凭证与卫所粮草账册副本；第三卷 “巡逻卷”，标注 “巡逻路线、频次、遇袭记录（含处置过程）”，需附驿路官员的签字确认；第四卷 “应急卷”，汇总 “本月应急处置案例（如盗匪袭扰）”，记录 “响应时间、调动兵力、处置结果”，需附参与将领的复盘意见。